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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广场的黄昏,李阿姨的广场舞音乐突然变小。“跳得正起劲儿,凭啥调音量?”李阿姨扯着嗓子质问张阿姨。
张阿姨把手机往兜里一塞:“你听听这动静,整栋楼都在投诉!”
两人剑拔弩张之际,赵阿姨拎着保温杯挤进来:“哎哟,都是楼上楼下的姐妹,为这点事伤和气多不值当!”
她拉着两人的手,“要不这样,早上七点前声音放小点,晚上八点后咱们用耳机跳?既能锻炼身体,又不吵着孩子写作业。”
这一幕生动体现了高情商的冲突调解艺术——赵阿姨没有评判对错,而是通过“需求整合”提出双赢方案,既满足了舞者的需求,又照顾了居民的感受。
隔壁小区的健身区就没这么幸运。两个大爷为争抢太极剑场地吵得不可开交。“我在这练了三年,凭什么让你?”一位大爷横眉怒目。
另一位大爷也不甘示弱:“公共场地,谁先来谁用,你少倚老卖老!”争吵升级为肢体冲突,最后惊动保安。
这场闹剧揭示了低情商者的典型思维——非黑即白的零和博弈。他们将社交场景视为战场,拒绝妥协,最终两败俱伤。
一对夫妻因为装修意见不合,丈夫直接在家族群里抱怨:“我老婆太任性,非得装那种不实用的风格,真是不可理喻。”这种行为犯了亲密关系中的大忌——将矛盾公开化。
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强调,健康的家庭沟通需要“一致性表达”,即真诚表达感受的同时尊重他人。这位丈夫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妻子,更将家族卷入纷争,让简单的分歧演变成复杂的家庭危机。
创业失败的林总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,手机屏幕亮起投资人的来电。“对不起,是我辜负了您的信任。”林总声音沙哑,“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,这是新的商业计划书。”这份坦诚与担当,暗合“成长型思维”的核心——正视失败,积极改进。
相反,创业者老吴在公司破产后对着合伙人破口大骂:“要不是你瞎指挥,公司怎么会倒闭?”他还在行业论坛发文指责投资人“目光短浅”,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。这种行为暴露了典型的“固定型思维”,拒绝反思的结果是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在商业世界中,信誉如同易碎的瓷器,低情商的甩锅行为,往往比失败本身更具破坏力。
回望历史长河,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位极人臣,面对廉颇“必辱之”的挑衅,他选择“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”,处处避让,最终用包容化解了矛盾,成就“将相和”的千古佳话。这种大局观体现了“情绪智力”的最高境界——将个人情绪升华为集体利益。
而三国时期的祢衡,自恃才高,当众裸衣击鼓羞辱曹操,又多次轻慢刘表、黄祖,最终因低情商招来杀身之祸。祢衡的悲剧印证了“情绪失控”的代价:当言语成为伤人的利刃,再高的才华也难以保全自身。
北宋名相范仲淹推行新政时,面对保守派的重重阻挠,没有针锋相对,而是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格局阐述理念,在朝堂上赢得了尊重。
反观王安石变法期间,因过于强硬固执,听不进不同意见,导致新旧党争不断,最终变法受阻。
这两段历史形成鲜明对比,揭示了“政治情商”的重要性——真正的改革者不仅需要远见卓识,更要懂得平衡各方利益,凝聚共识。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:“历史的关键,往往藏在细节中的人情世故。”
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,情商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软实力。它不像学历、技能那样直观可见,却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轨迹。
它是儒家“中庸之道”在人际交往中的具象化体现。拥有高情商这张“通行证”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畅通无阻,更好地与他人相处,更从容地面对挑战,收获成功与幸福。
而低情商带来的种种阻碍,时刻提醒着我们:提升情商,不仅是处世的技巧,更是一场终身的修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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