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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期宋国有个思想家叫惠施,这人是庄子的好友还是“刑名家”的祖师爷,典故“学富五车”和“大同小异”就出自此人。
“刑名家”是中国逻辑思辨哲学体系的先驱,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在运动,没有绝对静止且永恒存在的事物,因为没有绝对的存在,万事万物便没有绝对的区别,都是天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质上看都一样,这就是毕同。然而区分来看,各种事物的外在表现又不尽相同,这就是毕异。
惠施作为“合异论”的代表人物,曾这样解释世界万物:牛马都是动物,鱼虫也是动物,太阳和月亮大小不同然而都运行在天上,这就叫小同异;
另一方面,万事万物在本质上完全相同也存在差异,牛马模样不一样,鱼生活在水里,虫子个头很小,太阳在白天出来月亮则是晚上,这就叫大同异。
“刑名家”讲究思辨,注重逻辑的合理性不论经典是出自谁手,在学术上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任意批判,且对新事物保持相当的灵活性。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圣人,训诂做法更是要不得,因此对于惠施古文一派持否定态度。
徐干没接触过“刑名”一派,更不了解过今学,他的思想认识能和今学相仿,不能不说对道的追求殊途同归,因此应玚用大同小异来解释其中的道理。
一捆竹简不过几百字,但足够看出其中的观点离经叛道。徐干在治学理念层面瞧不上古派训诂的做法,认为其治学繁琐另有目的,故意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,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卓越不凡,本质上是求名逐利的浮华之风导致;他还反对古派不论是非的和稀泥,直言不讳指出这样做完全曲解了中庸的含义。
在本末观上也和古派背道而驰,他的观点可以看作类似后世的经验主义,认为末是本在现实世界的具体体现,是人认知本的具体阶梯。崇本不抑末,求本不舍末,主张本末并举在二者之间谋求平衡。
他对于孔子的态度比今派的说法更狠,徐干明确表示,孔子无非是聪明些罢了,包括孔子在内所有人本性都是善恶混同,孔夫子也用一生在探索高尚的德行和世间的真理。这太狠了,今学想将孔子拔高的神的角度,让他脱离世俗高高供起来,可是徐干直接就讲孔子不是神也不是圣人,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。
尤其是竹简上最后一句“疾而勿迫,徐而勿失,杂而勿结,放而勿逸,导人必因其性,自得之也。”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治学理念也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行事方法,和今学“民不可使,知之由之。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刘琰彻底坐不住了:“人在哪里?我想见他。”
应玚抬手示意稍安勿躁:“他想写完,可是他很穷。你知道,这本书的内容不受待见,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。”
“我有刀不怕麻烦!走,去找他!”刘琰一下站起身急不可待朝外就走。
应玚紧忙拉住,眼前的师弟太着急,贸然行动怕坏了大事:“先听我讲完。。。。。。”
徐干十五岁已经能“诵文数十万”,二十岁名扬整个青州,还不是一般有名,之所以不为曹操办事,就是看不惯官场的黑暗,宁愿回家饿死也不改志向,可以说穷的有骨气。对此大家用二十四个字形容:轻官忽禄不耽世荣,潜身穷巷颐志保真,并日而食不以为戚。
其实徐干的富豪朋友相当多,其中不乏青州大族任旐的儿子任嘏,都不用他开口讨要钱财上赶着送到家。可是徐干穷到尿血却坚持靠自己劳动所得,常年生活困苦落下一身病,明明写书需要钱,偏自己削竹制简用刀刻字病殃殃坚持写,总之朋友来看望可以,送酒可以,谁要敢送钱当场绝交。
目前《中论》写到一半,只有应玚和任嘏两个人看过,不是不想帮忙可徐干死活不答应。写的什么徐干最清楚,当今主流不可能能容忍离经叛道,自己倒没什么,连累朋友跟着倒霉就说不过去了。
应玚和任嘏私下商量过,首先这本书一定要写完,徐干怕连累朋友咱俩可以找别人帮忙,比如说某个手里拿刀的今学门人;其次徐干必须转移,《中论》这部书迟早会被发现,徐干的身体经不起打击,继续留在中原环境太危险。
任嘏当然知道朋友说的带刀者是谁,当即认为可行,不但可行还要赶紧办,应玚出面谈妥直接就走,一切费用和沿路安全包在我们任家身上。
徐干对于气节很固执,不代表他是个傻子,能在没有打扰的环境下写完整部书当然好,写完还能不被毒死更好,毕竟谁都想教授弟子传承自身的思想。不过在听说拜托帮忙的人是谁之后徐干犹豫了,因为这人的品德太次,跟她合作怕影响《中论》的声誉。
刘琰纠结半响开口道:“我之过如日月见食人皆知之,不图更固,但图不贰者也。”
我过去犯的错就和日食月食一样明显,所有人都能看见,过去错误就摆在那我不图能改变固有看法,我只承诺一点,今后不会再犯相同的的错误。刘琰这话讲的极尽谦卑,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赌咒发誓,完全将自身放在普通人的立场。
应玚眼角噙泪深深叹息一声,随着这声叹息,徐干门外进来躬身失礼:“晚辈徐伟长见过孝阳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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